大河网讯（记者莫韶华）郑州商城是河南考古的一面旗帜，是夏商考古的重要支点，是郑州的根脉所系，更是中华文明星空中最璀璨的坐标。
近日，“郑州商城与早期国家文明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郑举行，来自国内外的2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郑州商城七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为深化夏商文明研究、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陈述自己的看法。
王巍：郑州商城是中国早期都城中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认为，郑州商城继承了夏王朝文明因素并加以创新后，辐射扩散到更远的地方，推动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郑州商城发掘70年以来，人们对它的年代性质有各种各样的认识。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认识是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前后存续两三百年。
王巍认为，殷墟许多先进的文明因素在郑州商城时期就已经形成，而且是从夏代继承而来且有创新发展。
他举例说，目前已经发现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种类有四五种，到了郑州商城时期已经增加到接近10种，到了殷墟时期则更为丰富。商继承了夏的宫室制度和中轴线的左右对称格局，且规模更大。因此，他认为郑州商城是中国早期都城中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在郑州商城为都城的时期，冶金术和玉礼器制作技术也开始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四川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大墓都受到了郑州商城的辐射影响。
杨育彬：杜岭方鼎是郑州商城作为商代王都的有力佐证
作为杜岭方鼎的发掘者，年近九旬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回忆起发掘始末依然历历在目：“这对大型铜方鼎是商王才能使用的，为郑州商城被认定为商代王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先后出土青铜器，都是商王室遇到突发事件仓皇逃往小双桥时临时埋藏起来的，但杨育彬始终不这么认为。
他回忆说，1974年杜岭街出土第一批青铜器，两尊青铜大鼎，一尊高100厘米、一尊高87厘米。为了让两只鼎的口沿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商人在较大的“杜岭1号”方鼎底部又往下挖了一点，结果就是从上面看，两个铜方鼎是摆在了同一个平面，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1982年，顺城街出土第二批青铜器时，杨育彬发现青铜器下面铺有一层木板，这显然也是有意而为之，可能和祭祀有关。1996年，向阳食品厂出土第三批青铜器时，就更奇怪了，青铜鼎旁还出土了一整头牛的骨架，显然是祭祀现场。
杨育彬总结说，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铸造花纹之精致，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郑州商城时期，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
唐际根：郑州商城是商朝历史刻度的“第一刀”
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对商代都城研究的不断深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殷墟等一系列商代都城遗址的年代与关系逐步清晰。在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唐际根看来，这些遗址如同历史镌刻在大地上的刻度，而郑州商城，正是这一序列中的“第一刀”。
唐际根说：“再精美的文物，可能最多也只有十几位工匠参与制作；而一座都城遗址，则是成千上万人经年累月无意中共同塑造的作品。这样的历史刻度，比任何单件文物都更能真实地还原历史面貌，因此我称它们为‘历史的刻度’。”
尽管郑州商城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公众认知层面，其影响力仍略逊于同为商代遗址的殷墟与三星堆。
对此，唐际根认为，提升郑州商城的社会知名度，关键在于深化对商代文明的系统性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商王朝的历史全貌。在传播方式上，除复原商代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之外，也应积极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进行试点推广。
“从事考古多年，我常有一个愿望：在夜色中走入殷墟，清楚地辨认哪里是宫殿、王陵，哪里是道路、作坊与民居。脑海中随之浮现的，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对于郑州商城而言，也是如此。”唐际根说，“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画面准确还原，借助科技手段与内容创作，通过手机等终端呈现给公众，我相信终有一天，人们将认识到遗址不可替代的价值，愿意走进遗址、阅读遗址，从而真正读懂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刘庆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仪的物化载体就是礼器，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群礼器”最早就出现在郑州商城，比较早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的礼器在规格上要大很多。礼器的规格大小则能反映出礼制的成熟程度，因此需要重新审视郑州商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
编辑：申久燕审核：安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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